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陆家嘴论坛上，科技金融成为关键词之一。
在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指出，接下来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等”；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介绍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及其他科技金融利好。
从监管高层的密集表态到市场机构的深度讨论，一个共识正在形成：破解科技企业“最先一公里”的融资困境，不能仅靠单一政策工具，而需要一场涉及银行风控逻辑、资本市场制度与创投生态的系统性变革。
结构性矛盾待解
从总量数据看，金融支持科技企业的力度正在持续加大。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比上年年末高0.2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增速比上年年末高1.1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29.46万家，获贷率为58.6%，比上年年末高1.3个百分点。本外币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20.96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上年年末高6.1个百分点。
然而，总量的增长并不能掩盖结构性的矛盾。科技创新具有“长周期、高风险、轻资产”的典型特征，与传统银行“重抵押、求稳健”的信贷逻辑形成天然矛盾。这一矛盾正是当前金融资源流向科技企业“最先一公里”最大的制度性障碍。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原理事长屠光绍在2026陆家嘴论坛期间表示，中国不缺资金，缺资本，更缺科技资本，最缺有能力的科技资本。“有了科技资本，就可以带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才有投贷联动、投贷保联动，各种金融资源组合。”
致同咨询金融服务全国主管合伙人芦弘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从银行机构的角度看，制约金融资源流向科技企业“最先一公里”的核心制度堵点，在于银行以“财务指标”和“抵押物”为核心的传统风险评价体系，与科技企业“技术价值”和“未来成长”的核心逻辑之间缺乏有效的转换桥梁。
更深层的制度性障碍在于银行内部的激励机制。芦弘涛分析，当前银行内部的绩效考核和尽职免责机制尚不完善，基层信贷人员在“零坏账”的问责压力和“谁审批、谁负责”的终身追责框架下，天然缺乏支持早期高风险项目的动力，形成了“想做不敢做”的困局。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亦在论坛期间提到，科技金融目前两个主要问题比较突出：一是资金的结构问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矛盾比较突出；二是科创企业阶段性的资金供给问题，对于成熟期的科创企业，资金的获取难度不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在初创期、种子期、成长期。“围绕这些特点，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把功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更好地支持科技企业的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刘珺在论坛期间透露道，下一步，围绕科技金融，工商银行将从三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一是以科技思维重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流程、产品组合以及交付方式，都要用新科技做新一轮的重塑；二是推动时间的贴现逻辑向技术的期权逻辑转换；三是搭建交互式的金融平台。
构建科技金融的全周期生态
如果说银行信贷的革新是解决科技金融“最先一公里”的关键，那么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则是确保科技企业获得全生命周期资本支持的基石。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指出，为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要提升直接融资占比，芦弘涛指出最亟待突破的“卡脖子”环节在于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的“募投管退”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其中退出渠道过度依赖IPO是核心瓶颈。“当IPO市场受外部环境影响而收紧时，创投资本无法有效退出并实现资金回笼，极大抑制了其‘投早、投小、投长期’的意愿和能力。”因此，破局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并购重组市场和S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通过构建多元化的退出通道，让创投资金能够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实现有序流转。
在募资端，长期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同样突出。芦弘涛建议，亟须引导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等“长钱”加大向创投市场的配置比例，并同步落实对这类长期资本的3—5年长周期考核机制，使其真正成为能够陪伴科创企业穿越周期、共抵风雨的“耐心资本”。
芦弘涛进一步阐述了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企业融资的整体思路：打造一个功能互补、接力协作的科技金融生态圈，实现从“初创—成长—成熟”各阶段的融资无缝衔接。具体而言，资本市场端要深化注册制改革，设置更加契合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特征的上市标准，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常态化实施“绿色通道”机制；同时大力发展科创票据和科创公司债，形成“股债并举”的多层次融资供给。在私募市场端，要推动银行理财子、券商资管等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参与科创类私募股权投资，拓宽资金入口。通过“股债结合、投保联动、投贷联动”等方式，打通从早期创投、信贷支持到后期上市融资的接力式服务链条，确保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获得适配的、可持续的资金供给。
无论是银行信贷逻辑的重塑，还是资本市场的制度突破，最终都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考核激励机制作为保障。完善科技金融业务的尽职免责和长周期绩效考核，成为打通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投”制度壁垒的关键所在。
芦弘涛认为，应从两个维度进行制度设计。一是建立长周期、多维度的绩效考核体系。“应彻底改变当前过度关注短期利润和年度财务指标的考核惯性，对银行科技信贷业务和保险资金科创投资实施3—5年的跨周期评价机制。”芦弘涛建议，大幅降低年度盈利和短期不良率等考核指标权重，将考核重心转向支持科技企业的数量与质量、服务早期阶段的覆盖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金融支持成效等长期性、战略性指标，构建“不以短期盈亏论英雄、不以单笔成败定奖惩”的评价导向。
二是细化尽职免责的操作细则，明确容错边界与清单化管理。芦弘涛指出，当前多数尽职免责条款停留在原则性表述，基层执行时缺乏清晰依据。建议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联合出台科技金融尽职免责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清晰界定何种情形属于“创新试错”、何种属于“违规失职”。对于在依法合规、履行充分尽调、严格执行决策程序的前提下，因科技企业本身的高成长风险和市场客观波动所导致的损失，予以制度性免责；但对违规决策、利益输送、重大失职等造成的损失则坚决追责。此外，建议由财政资金和地方产业引导基金共同设立科技投资风险补偿资金池，建立“银行+政府+担保”的市场化风险分担机制，从外部进一步消化金融机构的尾部风险。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则从分层设计的角度给出了更细化的建议。他认为，完善科技金融尽职免责细则与长周期绩效考核，需要区分银行信贷、创投基金两类主体，搭建分层、差异化、可落地的配套制度体系，兼顾容错激励与风险约束。
在尽职免责方面，朱克力建议划定清晰的责任边界，出台标准化负面清单，明确不予免责的情形，包含虚构项目、隐瞒风险、违规投放、利益输送等人为主观失职行为；同时列明完全免责、部分容错的适用场景——企业因技术迭代、行业周期、市场竞争等客观因素产生不良，且机构完成完整贷前尽调、动态贷后跟踪、风险预警处置全流程工作的，即可免除从业人员绩效扣分、追责处罚。“还应设立独立科创不良听证机制，由科技产业专家、风控、合规人员共同审议不良成因，杜绝简单以不良结果倒推问责。”
在长周期绩效考核方面，朱克力提出实行差异化周期设置，摒弃年度刚性盈利考核。银行科技专营分支、科创客户经理考核周期拉长至3—5年，降低短期不良率、当期营收权重，提升科创贷款投放规模、知识产权质押业务、服务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等中长期指标权重。国有创投、政府引导基金的考核周期则应匹配产业研发规律，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长周期赛道考核周期延长至7—10年，不考核单项目盈亏，重点评估基金整体长期收益、核心技术突破、产业链培育成效、早期硬科技项目投放比例。
此外，朱克力强调要配套差异化资源倾斜政策，包括单列科创信贷规模、下调经济资本占用系数、提升科创业务内部转移定价收益，对合规落地科创金融、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的团队给予专项奖励。同时建立容错与风控的平衡机制，“免责不等于放松管理，对突破合规底线、未尽履职义务的行为严格追责，实现包容创新试错与守住风险底线双向平衡，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服务科创企业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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